作者：李大白

在上一篇文章（《中國人愛看什么樣的辯論節目？》）中，小編已經給大家介紹了現代電視辯論賽在中國的演變歷程和觀眾的心理變化。然而，在我們眼中的辯論大神級人物（如黃執中、馬薇薇等），若拿到英語辯論圈，很可能分分鐘就被秒殺。小編在這里說的并非對英語這種語言的熟練使用，而是說英語世界的辯論有著非常嚴密的邏輯框架，那些插科打諢、靠賣萌討巧取勝的情況則很少發生。

華語辯論的邏輯性相對較差，并不是說華人智商低，而是“辯論”對我們來說是一項“屠龍”之技，除了在校大學生為了鍛煉口才和給自己貼金才玩玩之外，基本不能靠這項技能去找工作。相信很多人看過美劇《紙牌屋》，黨鞭Frank經常在電視上與他的競爭對手展開辯論，從此窺見一斑.

如果說現代的辯論賽強調的是競技性，那么古代的所謂“辯論”強調的便是一種辯證性的思維方式，兩者雖不能同日而語，但中西方的不同發展方向的確與雙方對待辯論的傳統有很大關系。相比之下，漢字作為象形文字的特點、中央集權制度下的人才選拔方式和主流儒家價值理念都不利于中國人口語表達和辯證思維的訓練。

一、儒家中庸的性格特點不屑于辯論

辯論在以古希臘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是一種十分常見的形式，正是在辯論的框架下發展出了以思辨為特征的哲學，論辯思維造成的主客體對立讓西方人的思維更加辯證客觀。

中華文明此前有辯論傳統嗎？有！在先秦，辯論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兒，記得《羋月傳》中“老伯”帶羋月去聽百家學派辯論的“學宮”嗎？那就是以戰國時期著名的“稷下學宮”為原型的。以公孫龍子為代表的名家、都是面對面直接辯論的典范�？梢哉f，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口才一定比現在好，為什么呢？因為他們還有一個身份，就是說客。你有了思想，就得到處去游說，有的去游說諸侯，差一點的就得去給大戶當家臣，而且經常需要與老大的其他智囊當場PK，不管怎么說，在口才方面你都得有幾把刷子，才能忽悠得住。這一點在推崇“述而不作”的孔子身上體現還不算太明顯（怪不得他得周游列國），在孟子和荀子身上就很明顯了，《孟子》中大多數都是孟子忽悠梁惠王等人的言論，其激烈程度極像一枚老憤青，荀子就更不用說了，就是他提出的“人性本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打對臺，幾千年之后一幫大學生舌戰獅城的辯題還是它。

體現先秦人士辯才最充分的還是《戰國策》，以蘇秦和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們到處游說，縱橫捭闔、舌燦蓮花。然而，辯論的傳統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卻逐漸喪失了，這自然是由于“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尤其是到了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直接廢掉了縱橫家存在的意義和土壤，其余百家沒有存在的必要，自然也就不用再辯了。于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不爭”“敏于行而訥于言”的觀念逐漸成為中國人的普遍心態，起碼表面上得這樣，否則就會被別人鄙視，說你不夠“君子”。

二、漢字作為象形文字的特點更有利于書面表達

有人把中國沒有發展出如古希臘演說術、雄辯術的原因歸結為漢字。因為漢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圖像性特征很強，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漢字在傳達意義的過程中，主要依賴于眼睛，因為漢字中文字符號數量很多，比起用詞根、詞綴拼接拼音文字來說更容易辨認，因此漢字是一種“閱讀文字”，就是說閱讀起來更方便。

后來漢字發展從象形文字發展成意音文字，雖然東漢許慎總結了漢字形成的“六書”方法，但它比起拼音文固定的造詞規律來講還是太松散了；而中文不僅是造字的規律沒那么嚴謹，造句的規律也沒那么嚴謹。咱們上學的時候學英文語法很痛苦吧？比背單詞還痛苦，為什么呢？因為不習慣西方人語言構成有那么強的邏輯性，換句話說，中國人想要表達某個意思，隨便蹦出幾個關鍵詞大家都懂，也不會有人說你語法錯誤，而英語就不一樣了，從句、語氣和時態可不能亂，亂了就不知道你在說什么。

所以中文組合的方式更自由，更有趣，更能夠滿足人對幻想與熱情的表達，所以唐詩才能寫那么好，比如杜甫有句詩，叫“香稻啄余鸚鵡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什么主謂賓語序全部顛倒，但你能不能看懂？其實能，大概就是鸚鵡在啄吃稻米粒，鳳凰在梧桐樹上休息。但如果不讓你看這句詩，而是給你念出來，你就未必聽得懂了，所以漢字是一種更適合閱讀的語言，唐詩宋詞的美感絕對能稱霸世界詩壇，沒有什么語言寫出詩來能達到這種藝術高度，這一點我們要有自信。

口語就不一樣了，口語的表達更需要公式化和理智化，你不能想出個詞就蹦，因為你聽到一句話之后還需要在大腦中轉換成文字這樣一個過程，因此更需要邏輯性，在這一點上字母文字就有優勢了，它迫使西方人發展出了更強的系統性思維。正如語言學家格魯柏（Grube）所說，“中國的語言由于具有異常于理性的結構，所以它無法為系統性思維服務，也無法促進演說術的發展；而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及俄文等諸語言的結構，各自以適合自己語言的方式發展出雄辯術來。一方面，中國的語言盡管有其邏輯的特性，但中國的思維還是一直停滯于相當具體形象（直觀）的狀態。邏輯、定義與推理的力量，尚未為中國人所接受�！�

為什么西方哲學家不承認中國古代哲學為“哲學”？就是因為邏輯與推理方面的欠缺。他們真正承認的只有孟子，因為只有孟子系統地使用了對話的形式，他被視為唯一清晰表達自身觀點的儒教代表人物，而孟子的觀點正是在辯論之中層層剝開展現出來的，所以我們在讀柏拉圖的《理想國》時，很容易想到孟子的論辯方式。

但孟子的地位在中國實際上一直不穩定，到明朝干脆被朱元璋請出去了，演說和論辯在中國之所以無法發展，跟漢字本身的這種特性也有很大關系，所以中國的文學傳統和史傳傳統很發達，而辯論傳統則聊勝于無。

三、科舉制造成辯論訓練的缺失及其社會政治原因

除了文化心態和漢字本身的特性之外，歷史中的任何現象必然有其社會政治原因。而對于某種特定的技能的發展程度來說，人才選拔和社會階層的流動方式就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為什么？在某個社會中，你做什么能得名得利，能變成人上人，大家就會去鍛煉什么，于是這個技能就會在整個社會層面得到大發展。

帝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統一，不僅僅意味著“軸心時代”的結束，伴隨而來的是人才選拔方式的單一化。先秦人想出頭，靠著書立說，到處游說，他們的思想和身體的流動性都比較自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很少有人因為現實政治的原因來斧正自己的思想。漢代實行察舉制，人才選拔靠“舉孝廉”，就是這人得又孝順又廉潔才行，換句話說就是德高于才，孝廉二字沒有一個是跟才有關的，不僅以前那種辯才不重要了，甚至連你這個人都不重要了，反正幾乎都是世家大族互相吹捧，弄虛作假。

到了魏晉南北朝，門閥政治就更強了，實行“九品中正制”，正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大幫有才之士只能坐在一起清談了，沒事你來我往，相互攻擊一下，也算不得辯論。

隋唐以后，科舉制成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機制之后，口語訓練在社會階層流動方面就基本沒什么作用了。在唐代詩歌盛行的時候，考試的重點還是吟詩作對，發揮一下文采（跟思辨也沒啥關系），到了明代以后，考試教科書就十分確定了，所謂《性理大全》等，還有各種八股文版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擬》，士子們需要做的只是把這些東西死記硬背下來，然后選擇一個比較好的框架吐出來就行了，正如馬克斯·韋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所說：“中國的考試，目的在于考查學生是否完全具備經典知識以及由此產生的、適合于一個有教養的人的思考方式......所有階段的考試都要檢查對書法、文體以及對古典經籍的掌握程度，是對某種規定的思想的檢查。這種教育的性質，一方面是純世俗性的，另一方面則受到正統解釋的經典作者的固定規范的約束，因而是極度封閉且墨守經文的教育……機智的文字游戲、婉轉的表達法、引經據典以及洗練而純粹的文字修養，被認為是士紳君子會話的典范�！�

所以，在古代中國，能夠成功掌握書寫和文獻內容的人可以當官，那么書面文字的地位自然就上升了，它具有藝術價值并與士紳身份相稱，而口語就成了“庶民”的標簽。這點正好與希臘文化形成極鮮明的對照。希臘人認為談話就是一切，所有的感受與直觀都得轉移為對話這種合適的形式。而現代辯論的出現和發展則與西方的政治有很大關系，目前主要的幾大辯論體制——英國議會式辯論、美國國會式辯論和美國俄勒岡式辯論（主要運用于法庭辯論）都是在實際政治中被廣泛運用的辯論形式。

歷史上首次的電視辯論于1960年美國總統選舉時舉行，尼克遜被肯尼迪在電視上打敗，導致選舉形勢逆轉，此后，以電視為平臺的政策辯論（Policy Debate）就成了兩黨競選時的常規動作。只有在辯論中打敗對手，讓對手出糗，彰顯自己的雄辯、博學與理性，煽動民意才能獲得選票和權力，辯論在西方的發展自然就遠遠高于中國了。

結語：

沒有辯論傳統，讓中國人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思維敏捷性得不到鍛煉，如今中國官員與西方國家的政客、公共管理人員和社會頂尖人物之間有著很大的差距，思辨性差。如果有機會，請大家去看看英語辯論，你才知道中國人辯論真的很差。